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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观点认为，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，战胜了诸多对手，在物质的充裕、个体的自由、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。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，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。
我觉得，这种观点，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，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、积怨、恐怖、暴力的故意省略。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，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，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。
面对这种状况，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，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，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。
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，但既然都称为“文明”，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，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，例如恐怖主义、核竞赛、环境污染、自然灾害……
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亨廷顿教授的地方，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。事实上，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，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。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，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