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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商到港贸易，重设市舶司，丈量收税。每年预估可得银二十万两，以充饷源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
17世纪的中国，严格说来只有两个对外贸易口岸，一个是广州，一个是月港。广州是“旧例”，且有葡萄牙人这个贸易中间商，所以对中国海商来说意义不大；大多数海商都是通过月港这个口岸驶往东西洋各国的。
两个口岸的管理模式，贸易形式均有所不同，因此分为“广中事例”和“月港事例”。不过是哪种事例，其征收的税收均包含有浓厚的地方色彩。一直到万历派出太监四处充任税监，海贸税收才成为皇帝内库收入的一部分。
但是这两种事例对海商限制极多，所以月港贸易在天启末年就逐渐衰败，转到了郑芝龙控制下的安平，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官府，其实都失去了福建口岸的海上贸易税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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