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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居两浙之十九也。”（顾炎武的话）
样算来，上述五府所交的赋税几乎相当于全国的8成以上，该数据当然略有夸张，但也许也反应了部分事实。
韩愈是唐朝人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，明朝时期的江南赋税相比唐宋又甩开了几个身位，当时的租赋相当于宋的7倍，甚至是极力压迫南民的元朝统治者的3倍。
而苏州区区一府所交的税额相当于整个湖广省，是福建省的两倍，松江府的赋税尽管仅仅是苏州的一半，但其下辖2个县，苏州府则有7个县，这样，按每县的税负，松江几乎是苏州的1.5-2倍。
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松江府每亩平均24.29升，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之多，是北直隶每府州平均数的23倍之多！
杜宗桓在其《上巡抚周公书》中对苏、松重赋问题写道：“愚历观往古，自有田税以来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”江南地区沉重的赋税令时人也为之侧目，感慨不已。
仅仅是征税，对老猪家那饥肠辘辘的胃口来说自然还远远不够，劳动力也要充分利用起来才过瘾。
明朝初期，朱元璋在南京，朱棣在北京营造皇宫，都大量使用了来自江南各行业的工匠，工期往往长达十几年。
之后武宗南巡，嘉靖平倭，万历矿税，力役愈来愈重，“以致征伐之功无虚日，土木之工无已时”，“独是役差一端，备极繁重，……此他郡未必具有，而松郡独兼有之者也”。
当然，运输损耗所产生的损失也要加到江南百姓头上，各种名目繁多的所谓“加耗”随之而来，松江每年漕米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石，加耗损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七石，合计三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石，这是官方“加耗”数，差不多相当于原物的1/2-2/3左右，然而，真正的“加耗”数更为触目惊心：“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白粮一石，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万矣。此下所无，而江南之所有，民几何而能胜也”。所谓“加耗”竟然相当于原数的4倍，负担之重实在令人触目惊心。
付出如此之多的江南地方，有没有得到朝廷的另眼相看呢？
答案是有的，朝廷对江南的报答是比全国平均难度高出几十倍的“升学入取率”。
自宋朝开始，科举名单往往被南方人霸榜，北宋中叶以降，开始给予齐鲁河北等地的考生以一定优惠，尽管如此，南方才子仍在科举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，9600余人的上榜者中有9100多来自南方，两浙和江南东西路占据了7成。
北方人的劣势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时期，朱元璋在大开杀戒之后，规定南北卷按地域分别取士，各占45%，中部取剩下的1成。
按地区分配名额录取导致江南的竞争远高于其他地方，江苏乡试录取率一度只有145:1，同时顺天府的录取率则高达20:1，足足相差7倍之多，而云南贵州等地的录取率则是江苏的10倍，贵州更是江苏的91倍。由于乡试难度太高，很多江南学子只能另寻出路，若不是仕途之路实在艰难坎坷，绍兴师爷也不用踏遍全国幕府的门槛了（以之后的清朝为盛）。
政策上的好处捞不到也就罢了，人身安全也全然没有保障。由于明朝糟糕的海禁政策，倭寇在嘉靖时期达到顶峰，肆虐江南，倭寇“破浙东、杭、嘉、湖、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淮、扬至南通，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，杀伤人民百余万。
”明政府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束手无策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抵抗倭寇的费用大量摊派到江南百姓身上。
嘉靖年间的隐士何良俊说：“今则萧索之甚，较之苏州，盖十不逮一矣。江南自有倭夷之变，用兵六七年，中更总督数人，所费钱粮数百万。”
朝廷的横征暴敛，贪腐无能，倭寇的明火执仗，杀人无算，可谓“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”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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